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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录像到网络:新媒体艺术的几次转向

从白南准的电视机到 1990 年代的浏览器,再到马诺维奇 2001 年的理论总结,新媒体艺术是一连串仍在继续的转向。

新媒体艺术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,而是一连串转向:艺术家一次次把当时最新的媒介拿来,先当作工具,再当作对象,最后连同它背后的系统一起拿来讨论。从 1960 年代的电视机到 1990 年代的浏览器,这条线索上有几个节点值得细看,而 2001 年马诺维奇的《新媒体的语言》,则提供了一个回头总结的角度。

第一个转向发生在电视上。1963 年 3 月,白南准在德国伍珀塔尔的 Parnass 画廊举办个展“音乐的展览——电子电视”,展出改装过的电视机。电视在当时是单向播出的大众媒介,白南准却让它的画面变形,并让观众参与改变画面。这次展览常被看作录像艺术的起点,它的意义在于把接收信号的机器变成了艺术家可以改写的材料。

1974 年的《电视佛》更进一步。一尊佛像坐在电视机前,闭路电视把它的影像实时送上屏幕,佛像于是注视着自己。作品里没有复杂的技术,却把“观看”本身变成了主题:媒介不再只是传递内容的通道,它制造了一个自我观看的回路。这种把媒介系统本身当作题材的做法,后来在网络艺术里得到了延续。

第二个转向发生在 1990 年代的网络上。JODI(Joan Heemskerk 和 Dirk Paesmans)1995 年前后做的网站 wwwwwwwww.jodi.org,打开后像一堆出了错的乱码,浏览器和网页代码本身成了作品的材料。有意思的是,Paesmans 曾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随白南准学习。从电视机到浏览器,这条线索在人身上也是连着的。

Olia Lialina 1996 年的《我的男朋友从战场回来了》走的是另一条路。它用浏览器的框架拆分画面,观众每点一次链接,画面就分出更小的框,黑白图像一格格拼出一段士兵归来后的非线性故事。这件作品说明网络艺术不只是技术实验,它也在寻找属于网页的叙事方式,正如早期电影曾经寻找属于银幕的叙事方式。

2001 年,列夫·马诺维奇出版《新媒体的语言》,给这些实践提供了一套描述语言。他提出新媒体的五个原则:数值化表示、模块化、自动化、可变性和转码。前两条说明新媒体对象由数字编码和独立模块构成,后三条说明由此带来的结果:操作可以自动完成,对象可以有许多版本,计算机组织数据的方式会反过来影响文化。

书中最有启发的是数据库与叙事的对比。数据库把世界表示为一组没有顺序的条目,叙事则建立一条因果轨迹;在新媒体里,数据库是实际存在的,叙事只是穿过它的一条路径。用这个框架回看,Lialina 的作品让观众在一组片段中走出自己的路径,JODI 的作品则让通常隐藏的计算机层直接暴露出来。

不过,“新媒体”这个说法有它的局限。任何媒介在出现时都是新的,录像和网页都曾经是新媒体,马诺维奇描述的其实是计算机化的媒体。再加上这本书写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平台普及之前,推荐算法和生成模型已经让“自动化”和“可变性”有了新的含义。把新媒体艺术理解为一连串仍在继续的转向,也许比把它当作一个固定类别更有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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